某约稿
　　
　　1822年，巴黎街上，一个伤兵被告知“拿破仑死了”。“他也会死？！”那个伤兵大叫道，面色惨变。这样的惊讶，流行于各时代：诸葛亮死后，西南百姓在街道上进行私祭，被他贬黜的官员流泪不止；亚历山大死讯传及马其顿时，人民以为谣言；刘邦以项羽首级示以鲁国，于是鲁国投降。这样的人物贯穿于各时代：最初，他们叫做西庇阿、汉尼拔、魏无忌，后来他们叫做查理曼大帝、岳飞、源义经。后来，本文开始的那位死者，经大卫之手绘就的肖像，成为了19世纪法国的神。
　　除了现实世界，人还需要一个诗意世界以供栖居。堂吉诃德看多了骑士小说，披着一身破碗烂瓢就敢出门，那是因为他不知道世界有多么大，而生活是多么庸俗与寂寞。然而他终究是幸福的，因为他看了娼妓，便以为那是贵妇。看了风车，便以为那是巨人。他的想象力如同泼墨山水的笔，可以自由捏造偶像。游侠们路经市镇和乡村，与爱好武艺、保持着对江湖艳羡态度的人们交谈，彼此称许之后离开。而寂寞的市民将回到寓所，看着自己的枪和棒，自己的练武器械和案牍公文。他用友情换来了一段关于游侠和江湖的传闻，并使自己身列其中。而他自己，还需要面对漫长而庸俗的现实生活。于是，偶像逐渐出现在传说中，出现在金镖黄天霸、达达尼昂与三剑客、马丁·菲耶罗这些叙事作品之中。
　　　　
　　然后呢？照相机改变了时代，也挽救了素描。最初，时代的偶像只能在口口相传的史诗中生活，在刻意工绘的巨画中出现。但是，照相机开始忠实描绘时代，素描则是其近亲。人们可以用一种较为客观、似乎真实的视角来观察世界。于是，神话回到了人间。偶像不是飞天的飘渺图景，而是照片中触手可及的人们。
　　
　　这又是一个相对和平的年代。世界缺少乱世英雄，格瓦拉业已长眠，卡斯特罗偶尔在广场出现。奥巴马接掌总统的时刻，刺杀过马丁·路德·金的手枪并没有朝他的肤色开火。世界并不富饶完美，但至少丰给自足。战乱只发生在极少数领域，而那里没有遍及每一英寸地板的镜头，于是世界对那里缺乏体认。最后，冷兵器煞尽了世界的风景——阿喀琉斯的皮利翁矛，秦琼的金装锏，抱歉这些已成往事。侠客只好在公元16世纪之前的故事中生存，火器如弓弩，把长剑、游侠、骑士的浪漫故事封存了。人不可能去崇拜机械。于是，对武力的崇拜难以落到实处，成了虚浮的空中楼阁。
　　
　　杰西·欧文斯，1936年柏林。他的伟大意义非只在那些世界记录——如今已被悉数破解；也不是他的若干枚金牌——菲尔普斯谈笑间已经越过了那一切。如果回望那黑白录象，你会发现，杰西·欧文斯的奥运征程是一部未经剪辑的电影，一部现代神话。和刻意描绘的小说们不同，黑白镜头朴素的讲述了一个故事。他对希特勒的轻视，他独自纵横跑道的勇武雄健。纳粹的阴影、黑人的桀骜，欧文斯用一种简洁的方式描绘的神话，比以往极尽曲折之能事的戏剧更为动人。
　　他未必是第一个作为偶像的运动员——古希腊与罗马，躯体健美的运动员们接受过类似的狂热拥戴——但欧文斯至少开启了这样一道门：一个运动员可以通过镜头演出一个朴素的史诗，经历一场小型的战争。他通过镜头，给出以往英雄给予我们的那些因素：智慧、奋斗、对悲剧的抵抗、身体的健美、人类的力量。
　　
　　在被问及为何要塑造包法利夫人这一被世俗所误的伪文艺女青年形象时，福楼拜说“因为，我就是包法利夫人。”同样，海明威隐晦的承认，“尼克·亚当斯就是我。”一种形象的选择，会在暗中助长自我满足的倾向。你选择的或者是自己希望成为的，或者是与内心暗合的。
　　
　　于是，在以武力征服疆域的英雄、以权力压倒世俗的权臣、以技巧取悦市井的艺人之后，镜头回到了乔丹、阿里和贝利，回到姚明和刘翔们身上。他们在独自上演着一部部现代史诗。镜头用一种貌似忠实的姿态记录了这一切。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把梦想寄托于迈克尔·乔丹，一如20世纪，他们把梦想寄托在胡佛总统的诺言上。他们相信青春、工业和金钱，相信纸醉金迷的未来，相信努力必有回报，相信美国梦，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百老汇的戏码，华尔街的神话，外乡青年失去天真，到纽约寻找机会，一如达达尼昂骑瘦马去到巴黎，想靠一柄剑征服法国。而如今的中国，同样如此：汉唐神话残留于史书片页之中，父亲们在长达十年的变乱中失去自信、天真与希望，年代变革、人心浇漓、时代如流沙沉溺，目极声色，一个国家浓缩了四百年的变革过程。在精神废墟之上，一个工业国悄然爬起，每个人都看见了他的挣扎和阴影，却又不知应当如何选择。某一个体育明星拿下的胜利，会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他们略欠强壮与天赋，以勤奋补其不足，而且变化日新月异。他与最伟大的对手有足够的差距，但差距在不断缩小。对这个复苏的古国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代表了。